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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之学生息于古哲学土壤，其思维方式亦必须臾不能离于阴阳大道，数千年来各代医家凡于古中医学有所成就者，皆重视研究学习传统哲学，故欲研习中医之学，先须谙熟阴阳和谐之道。
现有资料中并未发现黄国昌先生专门写过医哲之类文章，但细品其医论、医案却时能感受到其医道之和合圆融，颇合于中国传统哲学。或许黄先生当年并未注意系统整理，笔者自知学识浅漏，虽不能完全呈现黄先生医哲心法，但整理过程中亦能有所会心，今选摘几点列于下文，以供读者学习参阅。
1.相反相成，矛盾统一
阴阳对立，看似水火不容，属性相反，实则相互依存，矛盾统一，相反相成。矛盾统一即是阴阳对立、转化、交流沟通之道。一阴一阳之谓道，自混沌初开，阴阳分判，清升为天，浊降为地，地气复上升为云，天气下降成雨，天地交媾，万物乃生，天地分判成阴阳，而复交媾沟通生万物，故天覆地载，万物莫不负阴而抱阳，阴阳和合乃生生不息之道。
中医治病疗疾之道亦是如此。凡人之病，必因阴阳失调，失其和合之道乃得。凡人病之危，非阴竭阳脱，即阳衰渐灭，最终阴阳分崩，乃至不救。故中医治病疗疾，必欲和其阴阳，乃能重启生机，危急重症尤必如此乃能有济。如肝硬化之类病症，非单纯补阴扶阳或祛邪利水之法所能应对，必先审其阴阳偏于何处，而后设立周全的治疗之道，和其阴阳，乃能重建生机。
黄先生在治疗肝硬化腹水时多采用消补兼施法，他对此有过这样的论述：“消法就是攻法的一种手段，也就是祛邪，就是扶正了，扶正与祛邪二者之间是相反相成、辨证统一。况且对很多药物来说本身具有双向作用，既能扶正，又可祛邪。”
众所周知，肝硬化腹水是脏器病变发展的危重阶段，一旦腹水形成，治疗上往往处于被动局面，即以改善症状为主，对症治疗。且肝硬化会导致身体一系列的相关联的病变，病机复杂，治疗往往会顾此失彼。单纯祛邪利水攻坚，或单纯扶正养肝，会导致病情更加顽固，整个病情处于一种矛盾状态。治疗肝硬化腹水需要周全的诊治之道，黄国昌先生运用古中医哲学原理，用矛盾和谐之法应对矛盾复杂之病，取得满意疗效。其核心思想就是相反相成，矛盾统一。
相反相成，辨证统一为处方遣药之核心，初学者往往不能理解，但奇妙之处就在于此，拿单味丹参来说，此药为黄先生治疗肝硬化腹水必用之药。神农经言，丹参主：心腹邪气，肠鸣幽幽如走水，寒热积聚，破癥除瘕，止烦满，益气。因其主寒热积聚，且能破癥除瘕，故能祛邪破积，因其能益气、除烦满，故又能扶正。攻补集于一身，可谓相反相成，矛盾统一。且其性微寒，正好对治肝中邪热，与众补脾之药同用又不至于生寒中之弊。单味丹参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，正好对治肝硬化病机，黄先生根据自己的体会，用配伍的方式，把丹参祛邪和扶正的作用扩展放大，即合理配伍攻坚利水成分和扶正养肝补脾成分，加入牡丹皮、三棱、莪术、鳖甲、泽兰、益母草之类以加强攻坚利水效果，加入香砂六君子、当归、白芍以养肝理脾扶正，患者在服药之后病情往往会有转机。
黄国昌先生对于《伤寒论》推崇备至，其处方心法或许就源于对《伤寒论》方剂的细致分析和总结。《伤寒论》处方中处处皆可体现矛盾统一思想。
黄国昌先生对于《伤寒论》推崇备至，其处方心法或许就源于对《伤寒论》方剂的细致分析和总结。《伤寒论》处方中处处皆可体现矛盾统一思想。
1.1收散相成
桂枝汤中桂枝主辛散祛邪，芍药主酸敛养阴，与生姜、炙甘草、大枣配伍则可体现辛甘化阳以固表祛风，酸甘化阴以补液配阳，阴阳相互协调方不至于独阳孤阴，调和营卫本身就是矛盾和谐思想。
1.2升降相因
麻黄汤中麻黄质轻性散以开肌表闭郁，杏仁质重性收以降肺气逆满，为防止麻黄散表伤阳，故加桂枝甘草化阳以补续之，且甘草可配杏仁以缓肺气急迫喘促。
方中药物升降配伍恰与肺脏宣发肃降之性相合，共奏解表散寒、宣肺平喘之功。
1.3寒热并用
乌梅丸中黄连、黄柏性寒以清热燥湿，桂枝、蜀椒、细辛、附子辛温大热以驱下焦之寒，助木气之升。厥阴病者，寒邪直入中肝经，而肝中相火必受激而出，故会有消渴，心中疼热，气上撞心症状，正常而言相火潜藏不显，今受寒邪，不得安藏，出而为病，显出一番热象，仲景为防止后人被假象迷惑而用清泻法治疗，故曰下之，利不止。治疗之法亦相应而出，辛温散寒，苦寒清热，两相济佐，乌梅酸温，收外出之相火，白芍性寒相火不服，故不用白芍，因乌梅性燥，故加当归养液补肝血之体，助相火归位。
1.4燥湿相济
代表方为猪苓汤，猪苓汤主治少阴病，下利六七日，咳而呕渴，心烦不得眠，多见小便不利，少阴病为水火之病，水火本相济，寒邪入中则搅乱平衡，或从寒化而成四逆汤证，或从热化而成黄连鸡子阿胶汤证，亦可出现燥湿共存症状，咳而呕渴显然是燥邪伤肺阴液，心烦不得眠为心阴亏虚，故用阿胶、滑石养液清燥，下利且小便不利为湿蕴下焦，猪苓、茯苓、泽泻性淡利湿，燥湿相济，丝丝入扣，此亦矛盾和谐之用。
矛盾之法为和谐中庸之道，和合之法，取中而用，扶正祛邪，杂病痼疾之引钥，读中医古籍亦当有此思路方有所得。
2.久用则弊，方随证转
黄先生在总结肝硬化腹水体会时这样写道“利水药物服用之初，利水效果较好，服用稍长疗效减弱。”这也就是用久必废的思想体现，有些人热衷于验方秘方，可见全然不知此理。
良医如良将，治病救人当从长远着手，故治理邪气当合于自然大法，治不以其道，邪必不服，虽有暂时得胜，日后难防变本加厉肆虐报复。生命诚可畏，细菌病毒等邪亦属有生之类，变异隐藏是其本性，用杀伐之术多有不妥，其弊甚多。
其一，杀伐之药多属寒性，多用必损人正气，细菌未等杀灭，人已不支，得不偿失。古人有云：微者逆之，甚者从之，病邪轻微时，可用逆杀法，一鼓作气，将其剿灭，病邪势力强盛应当权衡利弊，择善而从。
其二，病邪变异求存，比如，抗生素等杀厉之品初用几十单位便可奏效，数年之后渐觉力不从心，数万单位亦难以奏效，因病邪变异甚快，药物对抗已不能奈之何。就中医来说肝硬化腹水初用利水之药有效，继续用则无效，可见身体已产生耐药性。世事变化贯穿始终，医生思路亦当随之变化，不可作茧自缚，守住验方不放，不求上进。
正如黄先生在谈痢疾治疗时所讲“痢疾的治疗原则，在临床上必须灵活运用，不可统一不变，如下后实积已去，胀痛已减，则宜用调和气血之法，又如，早用固涩使肠胃蕴热不宣，滞下较甚，宜继用清热泻下，用苦寒泻下，使直肠滑脱，滞下不禁者，宜继用温补固涩，总之，治法宜随症候转移，方能应变无穷，发挥更大效能。”古人给我们留下宝贵经验，但路还得我们自己去走，古人经验既是垫脚石，又可能成为绊脚石，其利弊之变取决于我们如何取舍变化。
现举一例，以印证说明黄国昌先生运用阴阳和合之道处方哲学的心法：
任某某，男，59岁，工人。主诉：年4月份出现两胁胀痛，食欲减退，腹部逐渐胀满，医院诊断为肝硬化腹水，经治疗无效，遂延中医治疗。问诊：患者既往无肝炎病史，曾有过上腹部不适，单位治疗。性嗜酒，现腹部胀满，两胁疼痛，食欲明显减退，疲乏无力，逐渐消瘦，大便稀薄，每日2次，尿赤短，排尿不畅。检查：面色晦暗，体瘦，但形体未至衰败，巩膜、皮肤无黄染，肝掌，颈部蜘蛛痣，腹部膨隆，腹水征阳性，腹部静脉曲张，脾大，质硬，肝因腹水多而未触及，下肢浮肿，舌有齿痕，舌苔薄白润，脉象沉弦。
西医诊断：肝硬化腹水；中医诊断：臌胀。中医病机：肝气郁滞，脾虚湿停，水湿气血交阻，癥瘕积聚。辨证分析：本例患者年老体弱正气虚而脾虚湿停，水湿多而便溏，为本虚标实之证，不宜峻下逐水，因攻下易伤正气可使腹水加重，补之则助邪而腹胀更甚，故采用消法以祛邪，健脾以扶正。治疗以健脾益气为主，结合疏肝行气，活血化瘀，利水祛湿，即消补兼施法。处方：丹参50克，白术50克，党参50克，元胡15克，川芎15克，青皮15克，木香15克，茯苓30克，泽泻30克，陈皮20克，砂仁20克，水煎服。
复诊：疗效：患者连服上方十余剂后，腹胀减轻，食量增加，便溏止，尿量增加。处方：将首次处方中青皮、木香去掉，加红花、土元、莪术、三七。因服用前方之后，气机渐畅，故去掉原方中行气之品，而加重活血之品，此时气分矛盾已不明显，故集中力量解决血分矛盾。
特需注意的是黄国昌先生在以后的处方中经常变换利水药物，大约三到五天即稍微变化一次，他认为这样能防止机体对利水药物产生适应性，但保持基本处方框架不变。
疗效：经过上述处方原则进行加减，前后服药50多天，腹水消退，食量大增，体重增加，遂改用健脾益肾之药善后，停滞攻伐之品。后逐渐停止服药。
随访半年未见复发，已可正常上班工作。
方解：党参、白术、云苓为四君子组合，因有腹水故将甘草去掉，因甘草性缓味厚，会导致气机壅滞，影响水道通调，加重水肿。现代药理实验也证明甘草应用不当会导致水液潴留。方中党参、白术、茯苓应用量都非常大，健脾作用明显，党参大量应用可以克制茯苓、白术的燥性，防止利水伤阴之弊。但这三味药归属中土，其性静而不动，故用陈皮、青皮、木香、砂仁来温中行气，斡旋中焦气机，减轻患者腹部胀满不适感，此种组合即可使药物健脾、补脾，又可防止壅滞不通。
此患者脉象沉弦，脉浮病在表、在气，脉沉邪归里、归血，弦为收敛之象，故此脉象与症状揭示病人有癥瘕积聚病机。方中大量丹参走里入血，破坚逐邪，《神农本草经》言其主寒热积聚，破癥除瘕，且可止烦满，益气，惟其性偏凉，四君子、大量砂仁正能纠正此弊。川芎、元胡可活血行气止痛，助丹参之力，为治标之药。
肝硬化腹水是脏器病变发展的危重阶段，治疗上颇为棘手。以中医整体观来看，此病涉及多方面失调，非单纯肝脏之病，故治疗上非单纯一术一药所能奏效。必须对患者进行全面分析，有阶段，有步骤的进行治疗。
初诊所见患者有消瘦，不欲饮食，乏力，大便稀溏等症状，其诊治方向为脾土；胁痛、满闷等症状提示肝经有瘀滞，气机不畅；腹壁静脉曲张，肝掌，颈部蜘蛛痣说明有瘀血证；大量腹水又提示其脾虚湿停，水道不通病机。综上来看，患者既有脾虚肝郁证，又有血分瘀滞、水道不通等实证。治疗时应分清主次先后，首次处方时，黄国昌先生首重脾胃，开胃进食、理气解郁的药物偏重，而攻坚活血成分占次要位置。因脾胃饮食乃后天之本，意义重大。复诊时患者饮食量增，便溏止，尿量增加，腹胀减轻，说明其脾胃中焦功能恢复良好。此时症状主次矛盾已有变化，故再次处方时增加入血分攻坚治疗，而减轻疏理中焦气机之品，并且经常变换利水药物以防止机体对利水药物产生适应性。经过系统治疗患者得到非常明显改善。
上述病例充分体现了黄国昌先生圆融和谐的处方哲学，对待病情危笃之患，全面分析矛盾之所在，设立周全的治疗之道。融性质相反之药物于一方，进行合理配比、进退变化。充分展现了黄国昌先生相反相成，矛盾统一的处方哲学和方随证转，变动不居的灵活特点。黄国昌先生对此心法的运用最终还是遵循中医辨证的宗旨，实事求是分析病情，不随意盲断，正如他所讲：“立方遣药应当取决于我们所面临的治疗对象，不能仅凭主观意志。”
上文对黄先生医哲思想作出简要提炼总结。客观来讲任何中医处方辨证都不能脱离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土壤，故有意于研究中医哲学者还须从根本入手，从源头入手。后世各家学术思想为中医之流，可以借鉴学习，但根本学问还在于源头，笔者对黄国昌先生医哲学术思想做出如上总结，希望能对读者提供借鉴和帮助。
文章来源：姜德友,宋萌.龙江医派著名医家黄国昌处方哲学[J].中医药学报,,43(01):-.
文案编辑：石伯伦图片来源：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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