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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生命融合,才有自由创造孙立权老师读书札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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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生命融合,才有自由创造

——孙立权老师读书札记选粹

作者:孙立权编辑:汲安庆

一、读书不同,“心相”不同

读着李白、杜甫和莎士比亚长大的一代和读着“哇塞,酷毙了”的卡通漫画长大的一代是不在一个文化层次上的。一个在阅读中与古今贤人、大哲倾心交谈的人,和一个整天泡在时尚杂志、明星八卦里的人,他们的心灵世界肯定是不同的,世界在他们心中呈现的“相”肯定是不同的。大千世界因每个人读书的差异、差距而在其心中呈现不同的面貌。

二、不要丧失自己的话语权

阅读是一种精神活动,不是体操里的“规定动作”,而是“自选动作”。所以,每个人(无论老师还是学生)都有主宰作品的权力。大师们创造出经典作品,确立了他们的话语权,我们在读他们的作品时,一定不要丧失我们自己的话语权。

三、自由状态下阅读

为了应对考试而进行的阅读,我称之为“短期功利化阅读”,它常使学生感到“读书等于受苦”。让学生在没有压力的自由状态下阅读,才能培养他们的想象力,才能提升他们的心智,陶冶他们的情操。

四、不要图快,不要怕慢

阅读,应该用自己感觉最舒服的速度进行,不要图快,不要怕慢。根据我的阅读经验,我对目前流行的所谓“快速阅读”持保留态度。

五、阅读经典需要“凝视”

经典课文内涵丰富,许多作品还是作者呕心沥血之作,是作者长时间“凝视”的结果,加之接受历史较长,层累上去的意义更多,所以阅读欣赏经典课文需要师生的“凝视”,需要克服现代人的浮躁气和功利心,静下来,慢慢品,反复看。学者甘阳说得好:“经典阅读的第一个要求是:Slowdown!而不是快餐式阅读。”

六、古代文学缺少忏悔意识

《长恨歌》里唐明皇在军队的压力下杀死自己的恋人杨贵妃后,对贵妃有思念,但没有应有的负疚感,更谈不上有良知的自我谴责,这就让这首诗的悲剧性减弱。这也看出中国古代文学的缺点:缺少忏悔意识,缺少对罪责的承担精神。再比如《窦娥冤》中的窦天章为了自己的功名,把女儿抛落在家乡,造成她的巨大悲剧,但他没有自谴自责。当窦娥的鬼魂告诉他窦娥就是端云,就是他十六年未见的女儿时,窦天章别的不问,劈头就是:“我不问别的,这药死公公是你不是?”接着又讲了一番大道理:“我窦家三辈无犯法之男,五世无再婚之女;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,又连累我的清名。”完全没有负疚自责,反倒数落窦娥。

七、“死去”与“活来”

阅读鉴赏古人的文章,须先“死去”,然后再“活来”。

“死去”,就是说要进入古人的生活、情感、审美世界,进入古人的文化语境,做一番知识考古、生活考古、情感考古。这个时候要求读者暂时排除自己的思想观念,放弃个人的见解,以此超越时空的障碍,通向已逝作者的精神世界,重建作者的心理个性和历史情境。由自己的文化时空向作者写作时的文化时空转移,向作品中人物的文化时空转移。

“死去”之后还要“活来”。“活来”就是说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,从当代视角出发,以当代的价值标准来审视,用当代的话语系统做出新的阐释。不把古诗文当成风干了的语言标本,而是当成参与我们生活的活养料。“活来”就是重新回到读者自己的文化时空,重新以自己的心境,在自己所处的具体情景中感受和体验现实世界的一切。

“活来”不是去“考古”,而是来翻新。南宋学者陈善在《扪虱新语》中谈读书方法时说:“读书须知出入法。始当求所以入,终当求所以出。见得亲切,此是入书法,用得亲切,此是出书法。盖不能入得书,则不知古人用心处;不能出得书,则又死在言下。惟知出知入,得尽读书之法也。”我提倡的“死去活来法”与陈善的“出入法”颇有相通处。

为什么要“死去活来”呢?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: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一方面由于当代人总是以当代的视角(文化有色眼镜)看历史,历史成为当代人眼中的历史,历史被看成是对现实的应答或由现实引发的思考。另一方面,历史传统总是超越历史的羁绊,积极参与到现实中来,当代是活着的历史。正因为如此,我们在讲授历史上的文学作品时,一方面要还原历史,即“死去”,一方面更要以当代的视角审视这些作品,为我所有,为我所用,即“活来”。

八、在心灵书架上放几本书

读书读到一定程度时,屋子里的书架上摞满了书,心灵书架上也摆放了几本。心灵书架比屋子里的书架重要得多。心灵秘密书架上摆的是影响你人生的几本书,是室内书架上的许多书无法取代的。一个语文老师不但要在自己心灵书架上放几本大书,更应该在学生心灵书架上放几本影响其一生的书。

九、引导学生在“速读时代”重返“素读”

“素读”是对“速读”的反叛。“素读”就是直面文字,摒弃图像,用大脑去构建文字的行云流水的意境,超脱功名利益的驱动,只求心灵的滋养。“素读”是陶潜式的“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”。“速读”是吃快餐,“素读”是饮功夫茶。“速读”求快,求一阅而过,求随便翻翻,“素读”求慢,求含英咀华,求耐人寻味。图文并茂,会令人目眩神迷,会令人在“美不胜收”中产生“审美疲劳”,产生倦怠和逆反。“素读”是返璞归真的阅读方式,以文学化为主导,剥离掉华丽的外衣,不迷失在图片渲染的物欲里,追求真正耐人寻味的文字。

十、读书全在眼光

清末孙宝瑄在《忘山庐日记》中曾说:“书无新旧,无雅俗,就看你的眼光。以新眼读旧书,旧书皆新;反过来,以旧眼读新书,新书皆旧。”诚哉,斯言。

十一、“职业的读书”与“嗜好的读书”

教师的读书可分为“职业的读书”与“嗜好的读书”(这两种叫法采之于鲁迅)。“职业的读书”有明确的现实目的,是为了教书而读书。比如我为了教好课本中的《归去来兮辞》而去读《陶渊明传》,为了教好课本中的《归园田居(其一)》而去读陶渊明的其他四首《归园田居》,都是如此。与“职业的读书”相对的是“嗜好的读书”,就是纯粹出于兴趣爱好,不涉利害关系的读书。比如我读唐人张鷟的《游仙窟》、清人张潮的《幽梦影》,全是兴趣使然。就我个人的读书经历来看,年轻时“嗜好的读书”远远多于“职业的读书”,而从教后“职业的读书”则远远多于“嗜好的读书”。这两种读书既相背又相融。我的体会是:从“职业的读书”中可以渐渐读出兴趣,可以变为“嗜好的读书”,正像鲁迅在《而已集·读书杂谈》中说的:“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,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,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,也许终于不会到来,至多,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。”

十二、书怎么读

为了文凭、为了研究而阅读,其实是件苦差事,相当于人在地上爬,并不是读书的高级境界。读书的高级境界是闲读,相当于散步或在天上飞,也就是相当于玩儿。正经书也不妨当做闲书读,愉快是读书的标准。别人说某书(即使是名著)如何如何好,你读未必有感觉。毛姆说得好:“你才是你所读的书对于你的价值的最后评定者。”不必要谁来指教读什么,怎么读,感兴趣拿起来读就是。一本书会带着你找到下一本书,下一本书会带着你找到下下本书。我早年读刘再复的《性格组合论》,书中引鲁迅的话,说《红楼梦》的美学价值,最重要的就表现在它打破了我国古代小说文学“叙好人完全是好,坏人完全是坏”的性格单一化的传统格局。在页下注释的提示下,我去读了鲁迅的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。读大学时在旧书摊上买了本徐刚写的文学传记《艾青》,一看就喜欢上了艾青,即刻找来《艾青诗选》狂读;徐刚的《艾青》中还一再提到并引用艾青的《诗论》,于是又找来《诗论》读。

十三、先尊如帝天,后视若病囚

我在读书、教书多年以后的不惑之年,始悟到些许读书体会:读书,特别是读经典,更特别是青少年读经典,尤为特别是青少年读民族文化经典,应当抱有温情与敬意,抱有谦逊之心,尊作者如帝天,视书籍若神圣,不能狂妄地横加批判。因为青少年时代读书,既当知识读,也当信仰读,有点儿像宗教徒读本教教义。成年以后,读书到一定程度,渐渐读出字里行间的漏洞,这时再以之为病人来诊断开方,以之为囚犯来审问定罪,始有真正之意义。

十四、阅读与人生

阅读一本名著,就是走完一种人生。阅读名著,就是用别人的人生来补充我们自己的人生,用别人的体验来丰富我们自己的体验。每一次阅读,都好像是去走自己的别样人生。

十五、读古典宜在夜晚

读古典诗文宜在夜晚。古典诗文需要静读,慢读。晚上,被白昼扰乱的心才会恢复原初的安静与善良,才能与古人的心交通,才能深味“人淡如菊”的古典人格与“好风似水,明月如霜”的纯美意境。

十六、读书需自己亲近文本

旅游时有导游,可以指点门径,少走弯路,可以答疑解惑。但若自始至终听导游讲解,那就对游览对象,对那些名胜古迹印象不深。要想印象深,有所感,有所得,还得靠自己。读书也是这样,老师就像导游,你若只听他讲,而自己不去亲近文本,那就读得模糊,独得的收获不大。

十七、“懵读”之重要

少年时代懵懵懂懂的、似懂非懂的、懂一些还有许多不懂的、甚至带有误读的阅读,我称之为“懵读”,这是影响一生的挥之不去的阅读。

十八、学习书面语言的正途

看影视戏剧,固然能学语言,但非学语言的正途。通过读作品学语言,直击文字本身,才是学习书面语言的正途。影视戏剧的语言是演员表演出来的,它直观,具体,而文字作品中的语言,是指代符号,读者先要在心里“还原”它。这“还原”的过程对读者思维的发展、语言的发展至关重要。

十九、读完去干什么

我在农村长大,小时候能见到的图书极其有限。正因为书少,读到一本自认为很好的书,总想一口气读完,连吃饭,甚至天色暗了伸手去开灯都认为耽误时间(我的眼睛就是这样近视的)。可当这本书读得没剩几页的时候,又产生了恐惧:读完去干什么?——现在想来,那情景历历在目,仍使我感到意味无穷。

二十、读文学作品当能感同身受

宋人严羽读《离骚》,“歌之抑扬,涕泪满襟”。清人卢世潅读杜甫的诗,“肝肠如火,涕泪横流”。我当年读雨果《悲惨世界》、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,数次泪流满面。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把心交给我们,我们焉能无动于衷?作者敞开心扉向我们细诉衷肠,我们当和他们一同喜怒哀乐。

二十一、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来读

阅读别人的作品要和阅读自己的生命相结合。在一定意义上,阅读追求的是读者个体的自我理解,是从阅读对象那里找到自己,即通过理解他者来理解自己。读者是在寻求理解的基础上使自身体验与文本意义同化,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,从而化文本的意义为自我的意义,化文本的世界为自我的世界,从“他人的世界”(文本)中发现“自己的世界”,在“你”中发现“我”,这就是古人说的“我与文化,文与我化”的境界。所以,老师须引导学生在阅读中发现和创造自我。教别人的作品要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来教,学别人的作品要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来学。阅读教学不能像“新写实主义”那种文艺思潮所主张的,拒绝主观情感,反激情,对叙述对象不做任何价值判断,即所谓“零度写作”“冷面叙述”。这种主张绝不能引入阅读教学,不能进行“零度阅读”“冷面阅读”。恰恰相反,阅读教学中最需要师生的主观激情、人生体验和价值判断。

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八回“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”中说到香菱向黛玉学诗的事,其文曰:香菱笑道:“据我看来,诗的好处,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,想去却是逼真的。有似乎无理的,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。”黛玉笑道:“这话有了些意思,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?”香菱笑道:“我看他《塞上》一首,内一联云:‘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。’想来烟如何直?日自然是圆的。这‘直’字似无理,‘圆’字似太俗。合上书一想,倒像是见了这景的。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,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。再还有:‘日落江湖白,潮来天地青。’这‘白’和‘青’两个字也似无理。想来,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的尽;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似的。还有:‘渡头余落日,墟里上孤烟。’这‘余’字和‘上’字,难为他怎么想来!我们那年上京来,那日下晚便挽住船,岸上又没有人,只有几棵树,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,那个烟竟是青碧连天。谁知我昨儿晚上看了这两句,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。”香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会阅读的典范。她读王维的诗歌,初读时觉得无理,用字也俗,但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去读后,才体会到字里行间的妙处。

二十二、允许“误读”

应该允许阅读教学中学生对课文的“误读”。每个人只能按照自身的认识程度、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。人们原有的“视域”决定了他的“不见”和“所见”。所以“误读”是客观存在的。“误读”不一定就是“不懂”“歪曲”,它常常是一种新的理解,新的发现。茅盾先生当年读尼采时就产生过“误读”。例如尼采提出“权力意志”,即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是向往权力,而不只是求生。从德国人的角度看,这就意味着:“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”,有权力的人对于较低级的、无权力的人们可以像“对待蚊虫一样,击毙它,并无任何良心的悲悯”。茅盾却是这样解读的:“惟其人类有这‘向权力的意志’,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,要不怕强权去奋斗。要求解放,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。倘然只是求生,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。”茅盾的解读和尼采的原意相差甚远,属于“误读”,但这种“误读”是有价值的。如果学生阅读课文时产生这种有价值的“误读”,我们应给以肯定。

二十三、还是应该读经典

虽然读书之事是萝卜白菜,各有所爱,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:时髦的、畅销的书不宜多读。这类书常常是各领风骚三五天,你若“追”读,会成为趋之若鹜的跟屁虫,读过之后,热闹一会儿,脑子里并未剩下什么。还是应该读经典,虽然经典常常是冷的,可能还有些不合时宜。学者傅璇宗说:“我觉得读冷僻书,犹如吃青皮橄榄或喝毛尖绿茶,初似生涩,终有一种回味,不像赶时髦,趋热门,热闹一阵子,脑子里空空如也,什么也没剩下。冷能避俗。”此言甚有见地。当然,我主张将“冷僻的书”换成经典。

二十四、不一定要马上解决,但必须装在心里

我在读初二时学过一篇文言文,叫《冯婉贞》,当时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为什么呢?因为它与其他课文有个很大的不同,就是没有署作者名。课下注释只说选自徐珂辑的《清稗类钞》。这么好的文章,岂能不知作者?当时去问语文老师,他说大概是不知道作者是谁,所以教材里没有署名。少年时代的我就已立志当老师,当时就想,将来一旦学生问起我同样的问题,而我答以不知道,何其尴尬,我得解决这个问题。但当时在农村念书,无资料可查,问了几个文化人,都云不知。这个疑问一直悬置在我心里。直到近日偶读《稀见珍本明清传奇小说》,始知《冯婉贞》的作者乃为清末民初的小说家陆士谔(--),名守礼,字云翔,号士谔。此文原载于民国五年《申报?自由谈》。一个在心里存了30余年的问题,最后还是由自己读书解决了。于是余有叹焉:时间能解决一切。许多问题并不必急于解决,也不必马上懂得,将来就解决了,不定什么时候就懂了。但关键是,你当时得心里装着问题。这大概是文科很重要的特点。

二十五、有无“贫妾”

我对于别人讲的知识总保持谨慎相信的态度。新版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里,小乔在周瑜面前多次称“贫妾”。有位先生撰文说,“贫妾”是生造词语,是从“贫僧”“贫道”套用过来的。僧、道化缘为生,可称“贫”,小乔是大都督的夫人,且美丽贤淑,多才多艺,会“贫”吗?这位先生的意见,初闻似觉有理,但慎重起见,我还是打开《汉语大辞典》,一查,“贫妾”词条赫然在目:

旧时女子对自己的谦称。汉刘向《列女传?齐女徐吾》:“夫一室之中,益一人烛不为暗,损一人烛不为明,何爱东壁之余光,不使贫妾得蒙见哀之恩。”

类似的例子,我见过许多,且都在我的查证后才得真相。于是余有叹焉:人有知识之后,总爱自作主张。殊不知,有所见也必有所不见,故不能主观臆断,妄下断语。

二十六、不同文化背景影响文章解读

美国学生听中国老师在课堂上讲赵树理的《小二黑结婚》,他们对把三仙姑打扮的行为(“已经四十五岁,却偏爱当个老来俏,小鞋上仍要绣花,裤腿上仍要镶边”)极力丑化和辛辣讽刺表示无法认同。他们认为三仙姑大胆追求幸福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。这种解读态度,在中国学生中是很难找到的。可见,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不同审美心理会使其对作品做出不同的解读。这也启示我们在教学中不应只重视“上下文语境”,也要重视“历史文化语境”。英国的学者瑞恰兹在《论述的目的和语境的种类》中对传统的语境的概念进行了有效扩展,认为语境可以扩大到包括与所要诠释对象有关的一切事情,包括社会环境、语言习惯、民风民俗等。这就从“上下文语境”扩大到“历史文化语境”。

二十七、刘邦与项羽

刘邦活在政治里,项羽活在文学里。刘邦有政治价值,项羽有审美价值。生前,刘邦战胜了项羽;死后,项羽战胜了刘邦。项羽是“鬼雄”,项羽庙远多于刘邦庙。

二十八、高俅父子“贡献”很大

因要给学生讲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》,昨晚翻开《水浒》,把林冲的故事从头至尾又看一遍。看着看着,我忽然觉得高俅父子“贡献”很大,他们居然把一个安分守己、规规矩矩、忍气吞声、委曲求全的人“改造”成了合格的造反派,铁杆的梁山好汉,让一个无敌忍者变成了怒目金刚。正是像高俅父子这样的居上位者源源不断地为梁山输送优秀人才。

二十九、说“回也不改其乐”

子曰:“贤哉回也!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回也!”这里的“乐”不是乐于身处陋巷、箪食瓢饮,不是以苦为乐。痛苦就是痛苦,不是快乐,苦本身不是快乐。谁都希望改善物质生活。注意原文是“不改其乐”,就是说,贫穷困苦的生活不能改变颜回原来就有的“乐”。这原来就有的“乐”是什么呢?当然是“乐道”,坚守纯粹的学术品格,保持独立的人格操守,即使在苦中也不改其某种精神追求的快乐。这才是中国“乐感文化”的要义。

三十、说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

这两句话中的“学”和“思”,我是在教书多年以后才忽有所悟的:“学”说的是“是什么”和“如何做”,即“what”和“how”,而“思”说的是“为什么”,即“why”。这两句话是说:整天在那里死记硬背这是什么,那是什么,人家怎么说,你就盲目地跟着做,不用长在自己肩上的属于自己的头脑思考,孔子认为这样会“罔”,即被欺骗;而整天苦苦思索“为什么”,却不去记“是什么”,不去跟别人学,不去行动,孔子认为这样会“殆”,即有危险,走火入魔。只有把“学”和“思”结合,把客观考察与主观冥想结合,把实践与理论结合,做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,才能真正有所得。

附录一:答教师问

问:您有多少藏书?

答:将近1万册。

问:您买的第一本书是什么?

答:小人书(连环画)《不怕鬼的故事》。

问:买的第一本教育类的书是什么?

答:《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》,陈必祥主编,云南教育出版社年版。

问:最近买的一本教育类的书是什么?

答:《学以为己——传统中国的教育》,台湾李弘祺著,华东师大出版社年版。

问:你一般用什么方式买书?

答:逛书店购买。

问:您每月大概花多少钱买书?

答:约元,有时多,有时少。

问:您正在读什么书?

答:《陶渊明集》,逯钦立校注,中华书局年版。

问:看书时有什么佐料?

答:笔和小笔记本,我认为重要的随时抄录。

问:有没有一本书每年都要拿出来看看?

答:清代张潮的《幽梦影》。

问:如果让您只带一本书去某个地方,您会带哪本书?

答:南朝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。

问:如果要向师生推荐一本书,那您推荐什么呢?理由是什么?

答: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因为这部著作是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

附录二:孙立权简介

孙立权,现年50岁,辽宁省新民市人,我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,第四批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教学名师。年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,同年分配到东北师大附中执教语文至今。从教20多年来,教过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本科、研究生等各个学段。现为东北师大附中语文首席教师,正高级教师,东北师大文学院特聘教授,硕士研究生导师,吉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,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副会长,吉林省中语会副理事长,吉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委员,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,教育部“国培计划”专家,教育部“国培计划”——示范性教师工作坊主持人,教育部创新创业优秀导师。曾被评为吉林省骨干教师、吉林省教育科研型名教师、吉林省语文学科带头人、吉林省语文名师工作室主持人、吉林省首届“长白山教学名师”。在全国各地执教公开课上百节,为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师作专题报告数百场。从年开始探索的“语文教育民族化”教改实验影响广远,实验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、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。从年开始担任中国著名中学生作文杂志《作文通讯》编委。

年提出自己的语文观——言语/文化观,认为语文的表层结构是言语,深层结构是文化,语文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言语这个表层,必须触及文化这个底层,因而语文课不能单单上成言语训练课。借佛教禅学理论提出中国语文教育发展的“三阶段”说:古代语文教育处于“见山是山,见水是水”的阶段,“五四”以来一百年的语文教育处于“见山不是山,见水不是水”的阶段,进入新世纪,语文教育将走向“见山还是山,见水还是水”的阶段。同年末提出“批注式阅读”的概念并于次年开始在自己任教的班级进行“批注式阅读”实验,试图在古典印象主义阅读的基础上构建新的阅读策略。

年提出“表现性教学”与“再现性教学”的理论,认为语文教学偏向于“表现性教学”,数理化教学偏向于“再现性教学”。同年提出“教学性备课”与“非教学性备课”的理论,认为仅有为上课而备课的“教学性备课”是不够的,还要有为提升自己而备课的“非教学性备课”,认为“非教学性备课”是语文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。

年提出“参较式阅读”理念,年,提出“札记体作文”理念,年提出“自养为主,外铄为辅”的教师发展理念。年提出语文教育的功能性目的:培养传统的现代人,即亦新亦旧的人。年提出“让理性以感性呈现”的语文教学主张。年提出“深度语文”的概念,主张高中语文教学需要深度与美感。

年受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“从游论”启发,提出“从游式教研”理论:教研组犹水也,老师犹鱼也,老师的教学教研行为犹游泳也。鱼有大小,经验丰富之老教师或学有所长的教师犹大鱼也,经验缺乏的年轻教师或教有所困的老师犹小鱼也。大鱼前导,小鱼尾随,是谓“从游”也。

从年至今,对“语文教育民族化”理论不断丰富,认为“语文教育民族化”就是本位现代化。从年开始进行“语文教育民族化”教改实验,包括“两年教背古诗词篇”实验、“五年教背古诗词篇”实验、“批注式阅读”实验、“读整本的书”实验、书法教育实验、“启迪灵性的札记体作文教学”实验等。这些实验由个人开始,逐渐推广到年级,全校,并且推广到省内、省外许多地区。

在20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以开放和创新见长,以深刻而有情为特色的鲜明的教学风格,深得同行和学生好评。

工作之余,笔耕不辍。公开发表文章近百篇,著有《孙立权语文教育札记》《论语注译》等书,编有《启迪灵性的语文学习方式——孙立权“批注式阅读”教例》《中小学生常用古典诗词篇》《中外名诗选读》等教学用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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